据了解，组织将致力于推动全球数据合作与治理实践，积极探索数据在合规、安全、可信基础上的高效交流与合理利用路径，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科技专委会副主任，邬玉良关注“数据”二字已有十余年。当看到世界数据组织于2026年3月30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并被评价为“填补国际治理架构的关键空白”、“全球数据治理新篇章”时，邬玉良的内心是激动的，也是感慨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诞生，更是中国数据治理理念从“发展驱动”到“治理引领”的战略里程碑，它清晰勾画出一条从国内战略倡议到国际规则引领的连贯曲线。而邬玉良个人，恰好见证了这条曲线的起点——2014年，由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那份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关键提案。
一、一份提案，一个时代的开启：2014年的大数据国家战略奠基
时针拨回到2013年。当时，数据洪流已经涌现，但对数据的战略性认识，特别是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竞争中的核心价值，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九三学社中央的专家和委员们，敏锐地捕捉到数据潜藏的巨大能量。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院士带队，邬玉良等九三学社专家们围绕“以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课题，先后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珠海等地，对6个城区、40余个部门、70家企事业单位进行调研并召开了10余次座谈会，于5月下旬形成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4年全国政协会上，九三学社中央也提交了《关于以现代技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提案》。2014年6月12日下午，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第十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本次会议以九三学社中央“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调研课题为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其核心观点之一是：政府在执政过程中要更加科学，就要有大数据作为支撑，让大数据成为决策制定的科学依据。
这份提案明确提出，大数据不仅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性新资源和新途径。 我们建议，应将大数据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统筹规划。提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直接推动了国家层面决策的形成。其成果在2015年落地生根——国务院正式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性擘画了大数据发展的蓝图，明确将大数据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纲要》的发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将数据资源的价值认知与国家顶层设计紧密结合，开启了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启蒙时代。彼时，我们聚焦的核心是“发展”，即如何利用大数据推动经济转型、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我们倡导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其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数据驱动型政府建设的基本原则。
回过头看，2014年的这份提案及其后续的战略推动，是中国数据治理故事的“第一章”。它为后续数据立法、数据要素市场构建乃至今天的全球数据治理领导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石。
二、从国内发展到全球治理：WDO是中国数据战略演进的必然
从2014年到2026年，中国的数据战略并非停滞于“发展”层面，而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持续的演进过程。
第一步深化：安全与规范并重（2020-2022年）。 随着数据应用深入和数据风险凸显，我们的战略思维也从单一的“发展”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2020年，中国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系统阐述我们的数据安全治理理念。202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出台，首次在国家层面将数据明确定位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并着手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四梁八柱”基础制度。这标志着中国数据战略的重心，正式从“资源开发利用”升级到“要素市场治理”的新阶段。
第二步飞跃：引领全球规则制定（2026年WDO成立）。 如果说前两步是在国内夯实基础和建立初步的国际话语，那么WDO的成立，则是中国数据战略的一次国际化“出海口”战略，是从“参与者”迈向“引领者”的关键一跃。
从战略演进的脉络看，WDO正是2014年国家战略精神的国际延伸：
治理理念的延续：WDO倡导的“合规、安全、可信”原则，正是对《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国内成熟法规精神的国际推广，展现了中国规则的可信度与普适性。
包容性治理的延续：WDO强调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弥合全球数字鸿沟的使命，这与《数据二十条》中“普惠共享”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致力于打破少数国家主导的“数据霸权”格局，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数字红利。
治理模式的延续：WDO采取“分步推进、包容平衡”的构建路径，既回应发达国家诉求，也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这与当年《行动纲要》中强调“平衡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展现了中国式全球治理的智慧。
因此，WDO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中国十余年数据战略探索积累的势能，在全球舞台上的集中释放。 它为全球面临的“规则碎片化、流动壁垒化、安全风险化”困境，提供了基于中国实践的新型解决方案平台。
三、WDO为何是里程碑？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重塑
为何说WDO的成立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因为它从多个维度改写了全球数据治理的叙事。
1. 话语权的突破：中国从“跟随者”到“建群者”的转变。
WDO是全球首个专业性数据发展与治理的国际组织，且总部设在北京。这一安排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根据数据统计，中国拥有的数据总量、数字经济规模、网民规模均已位居世界前列。WDO的落户，正是对中国作为世界数据大国实力与责任的国际认可。 它意味着全球数据治理的核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协调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以往我们是在WTO、联合国等既有框架下参与讨论，而现在，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聚焦数据本身的高端对话与合作平台。世界数据组织理事长的表态精准概括了其使命：在传统经济增长动能递减的背景下，如何释放数据潜能驱动数字经济，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需要WDO这样的国际平台来推动解决。
2. 治理范式的创新：超越“平行体系”，构建“融合生态”。
当前全球数据治理呈现欧盟“人权本位”、美国“联邦制”和中国“国家中心”三大平行体系的分化格局，导致“数据孤岛”和合规成本高企，发展中国家更易被边缘化。WDO的差异化价值在于“破壁垒、建生态”。
破壁垒：通过非政府的柔性协商机制，推动形成国际通行的数据治理原则与标准互认，破解政策不一的难题。
建生态：它将超过40个国家、200余家涵盖企业、高校、智库的多元主体汇聚一堂，围绕智能制造、气候治理等重点场景构建产业生态伙伴计划，让数据能力真正转化为跨行业、跨国界的应用成果。
3. 与“十五五”规划的同频共振：释放国内国际双重红利。
中国刚刚进入“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明确提出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和“构建全球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网络”。WDO的成立与之形成了绝佳的“共振”：
对内赋能：WDO通过推动国际规则对接，有助于打通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的数据跨境流动堵点，降低合规成本。同时，它汇聚的全球顶尖技术、规则和产业资源，是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治理经验，完善我国数据产权、定价、流通等基础制度的宝贵窗口。其“合规、安全、可信”的原则也与国内“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理念高度协同。
对外引领：WDO为中国倡导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最新的实践平台。它让中国从过去“应对”西方主导的数据规则，转变为主动“提供”一个更包容、更注重发展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这不仅能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更能实质性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公平、开放、安全、包容的方向发展，实现“数据红利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联合国相关机构及国际舆论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它打破了技术垄断，让每个国家都能真正参与决策。
华北电力大学居庸关能源安全与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作为能源安全与智能技术研究机构，可在数据要素激活和全球数字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聚焦能源数据的安全流通、合规使用与跨境流动规则对接，为WDO国际规则提供能源领域实践案例。同时，居庸关实验室通过研究能源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防护，推动"智能对抗智能"技术发展，为中国倡导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落地提供支撑，助力实现数据红利公平共享。
四、拥抱数据，共赢未来
2014年，我们在提案中呼唤大数据成为国家决策的科学支撑；2026年，我们看到WDO将中国数据治理的经验与智慧，推向全球决策的舞台中心。这个过程，是中国科技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
WDO的成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高的起点。它连接着中国过去十年坚实的数据战略探索与未来全球数字治理的崭新图景。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之一，我深感欣慰，更满怀期待。我相信，在WDO这一新的全球平台上，中国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世界各方一道，共同挖掘那仍待释放的90%的全球数据要素潜力，真正实现 “拥抱数据，共赢未来” 的美好愿景。
从一份国内的社情民意提案，到一个全球性治理组织的诞生，这不仅是邬玉良个人的“十年圆梦”，更是中国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从学习者、追赶者到并行者，最终成为引领者的生动写照。世界数据组织的落户北京，不仅改写了全球数据治理的格局，更标志着一个由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篇章，正徐徐展开。
